中国投资率

1.谁知道中国历年的投资率和储蓄率

中国与印度既是邻国，又是人口大国，目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两国国情有很多共同之处，两国经济发展模式为世界瞩目。

印度学术界爱把中国作为重要参照对象来研究印度经济，我国学术界对中印综合国力比较也情有独钟。本文不仅对比两国经济状况，还把两国纳入全球坐标中衡量，着重比较两国国际竞争力与经济全球化程度。

基础设施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我们选择一些指标进行比对就会发现两国的差距。据世界银行数据，人均用电量，1997 年中国为714 KWH牗千瓦小时牍，印度仅次363 KWH 。

在1998 年中国电力生产占世界比重为8.2%，印度只占3.47%。电力系统的损耗在1997 年中国8%，印度却高达18%。

中国在1998 年拥有电话主线70条，印度只有22条，1997 年中国电话装机等待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印度需一年。印度公路状况极差，缺少高速公路，港口与机场设施陈旧，交通运输极端落后，能源严重短缺，尤其是石油，基础设施的滞后影响了外国投资环境，严重制约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领先的优势十分明显。资本资源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储蓄与投资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速度快慢。

中国在1997-1999 年期间国内总储蓄GDP的比例为42.5%，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是38.8 T ，印度同期分别是20.3%、23.9%。中国在1990-1999 年期间国内总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2.8%，印度只有7.4%。

1997 年中国股票市场融资占GDP的比例是22.9%，印度为33.7%,1995 年中国资本市场占世界比重只有0.24%，印度为0.71%，而1998 年中国上升到0.84%，印度降至0.38%。1975 年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比重仅为1.73%，印度占1.74%,1998 年中国升至9.4%，印度为2.5%,1998 年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比重比印度要高3.8倍。

2001 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为38.9%、投资率为37.4%，印度分别为22.4%、22.7%。可见，无论是国内储蓄率或投资率，还是在世界资本资源中的地位，中国比印度高得多，这也是造成中印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印度资本市场历史比中国早，但现在中国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也超过了印度。

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G NP 牗国民生产总值牍、GDP牗国内生产总值牍与G NI牗国民总收入牍是考察一个国家经济整体实力的重要指标。首先，看GNP：据世界银行《2000。

2.中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多少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可以难倒所有研究中国企业的专家学者即使在企业家当中也很少有人可以就他们自己的企业，对这个简单的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信服的答案。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曾经在全球最大的一个投资公司负责投资中国的企业，令他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根据中国企业的数据来估算资本的回报率。他常常向我抱怨，中国的很多著名的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老总，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资本回报率，而在印度，资本回报率则受到相当的重视。

我有许多海外朋友，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中国经济如此繁荣昌盛，都希望能够参与中国的淘金热，但从心底里对投资中国的企业没有信心，主要就是担心资本的回报率可能太低及没有保障。 因此，我可以理解当世界银行的学者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此处净资产为总资产减去非股东所属总负债，也可称作股东资本，英文为equity或equitycapital）从1998年的2%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12.7%，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从7.4%上升到16%，而且中国企业拥有大量的现金收入时，许多长年从事中国企业投资的业界精英感到十分震惊，甚至气愤。

如果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是如此之高，为什么他们作为投资者居然感觉不到？在这些投资者看来，世界银行的报告简直是天方夜谭，一定是大错特错！ 在这些投资者当中有一位杰出的领袖，他曾经是美国顶尖商学院的教授，目前则是著名的美国新桥投资的合伙人，他就是单伟建博士。单先生在《远东经济评论》、《亚洲华尔街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海内外媒体连续撰文反驳世界银行的报告，而世界银行的学者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给出回应，一些著名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也加入了这场论战。

《南方周末》编辑希望我对这场论战作些评论，帮助读者理解分歧的原因及其政策意义，这又再次让我为难，因为论战的双方都是我的朋友。 理论上，资本回报率十分简单清楚，就是利润与资本之比。

可实际上，利润与资本在中国企业现有的会计、税收及所有制环境下都不容易测量。 首先，资本是什么？是注册资本、固定资产、股本、总资产，还是总资产减去欠股东之外的所有负债、净资产？如果是股本或净资产，应该按市场价算还是按账面价算？ 利润又是什么？是不是企业会计报表中报告的利润？企业会不会为了少缴税而隐藏利润？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会计制度及税率并不相同，他们的利润计算方法也就不一定相同。

大部分的中国企业还没有上市，上市与非上市公司的资本与利润的计算方法也不一样。中国企业的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在改革中也不断发生变化。

可见，要计算及比较中国企业之间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变化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对中国企业的股东极其不利，错综复杂的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内部人控制的机制，使得外面的股东根本就不知道资本的回报率是多少。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股东至今为止还不清楚他们有没有分红的权利，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分红。 在这种背景下，单伟建先生根据他的观察、经验与对数据的推算，断定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远比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要低时，几乎没有一个专家学者可以清爽地驳倒他的论点，因为单伟建先生心目中与西方国际市场惯例一致的资本回报率在中国基本上是无法可靠地算出来的。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中国企业在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及其制度实施方面的缺陷导致投资者的实际真实资本回报率往往远低于潜在的或隐藏的资本回报率。单伟建先生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由于在制度基础设施方面的低效率而导致的对投资者而言资本的低回报、低效率。

可惜，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并不是投资者，他们考虑的是整体宏观经济的效率，而不仅是投资者的资本回报及投资效率。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利润，没有给股东带来任何回报，但却能给职工付更高的工资，有更多的现金流用来淘汰替换陈旧的技术与设备，这些国有企业就提高了资本回报率，宏观经济的效率也由此有所提高。

世行研究报告主要是探讨中国经济的增长为什么那么高及中国高投资率的资金来自何处。他们发现，企业留用现金收入在投资资金中的比重比通常想象的要高，而来自银行的贷款却比重较低。

从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需要特别担心微观层次由于会计、税率，及所有权制度导致的分配效率问题，因此，他们选择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这个宏观分析框架来计算资本的回报率。 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因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不同而导致的不同企业间的非可比性。

国家统计局收集企业数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计算企业的增加值，而企业的增加值正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增加值的统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受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不同的影响，因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得出的资本回报率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大大低于非国有企业及过去几年净资产收益率大大上升的宏观结论因而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但这些宏观结论对广大的投资者并没有太多的帮助。 中国的GDP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