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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中国投资数额

时间:2021-05-05 11:50
本文关于一带一路与中国投资数额,据亚洲金融智库2021-05-05日讯:

1.一带一路成果后带给中国多少利益

对投资带来影响

从宏观层面看,“一带一路”战略全面进入落地实施期,通常来讲在论坛上各国将规划一份详细的重大工程项目清单,涉及铁路、公路、能源、产业园区等总计几百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有望催生下游企业业绩加速增长。

从行业来讲,随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签约项目的落地,我们看好国内的是机械、轨交、船舶等行业。

工程机械:随着重大工程项目的不断开工,工程机械需求量将会不断提升,工程机械类公司将会直接受益。

轨道交通:要想富、先修路,“一带一路”有望最先带动轨交装备的海外输出,业绩兑现相对较快。

船舶运输:“一带一路”将大幅促进国家之间经贸流通,根据我们统计数据,2017年全球造船装备业有望触底回升。投资有问题,就要上“约基”

2.2018年1

中国商务部6月1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1-5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478.9亿美元,同比增长38.5%,连续七个月保持增长。

此前,受官方加强对外投资管控,严防非理性对外投资影响,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跌回2015年的水平。挤掉“水分”后,2018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额持续稳定增长。

分行业看,前五个月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以及批发零售业,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最多,约为30%。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依然没有新增项目。

分国别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1-5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新增投资合计59.3亿美元,同比增长8.2%;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占同期中国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总额的40%以上。

分地区看,东北地区企业对外投资日渐活跃。据商务部数据,1-5月东北三省对外投资14.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90%。

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超5000万美元的大项目多,带动出口作用明显。据商务部数据,1-5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带动货物出口75.4亿美元,同比增长25.7%,增速比1-4月加快11个百分点。

来源:中国新闻网

3.一带一路的风险及应对

中国企业如何安全走上“一带一路”?2015-05-09 00:41:35 来源: 中国经营报(北京) 分享到:不够(陈丽丽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因时制宜 对“一带一路”进行风险研究,无法回避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投资主体。

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既体现在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作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同的投资主体在风险评估和承受方面是不同的。

学界研究显示,因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长期是国有企业,导致中国企业对政治风险不敏感,可能要归因于大型国企在“战略性自然资源”(Strategic Natural Resources,SNR)和政治风险之间的权衡取舍。研究表明,东道国以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SNR每增加100万吨,中国在当地的直接投资就会增加5568万美元,而大多数SNR丰富的国家都是政治风险很高的国家。

丰富的SNR对当地政治风险起到了“屏蔽”的作用。除了使命不同带来的影响之外,国企管理上的问题也不可忽视。

一些国企对外投资时盲目拍板、出了问题胆小怕事则息事宁人,事后又缺乏风险管理的检讨和改善(韦军亮等:《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相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投向自然资源丰富、政治风险高的地区,而民企更可能是市场寻求型的。

与国企相比,民企虽然尚未在对外投资中扮演主角,但其对风险的认知与各种准备,并不见得优于国企。何况,在此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对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形成了路径依赖,民企十分自然地就将中国的一套带到了境外,这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其对自身风险抵御能力的高估。

国企习惯了不负责,民企习惯了钻空子,这是中国特色政商关系带来的两个负资产,也是“一带一路”必须真正正视的核心风险——风险不在外,而在内!学界的部分研究也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在“制度质量”低下的地区,其表现并不差。毕竟,影响投资成效的,除了“制度质量”之外,还有“制度距离”——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的差异。

对中国自身吸引外资的研究,似乎支持了这种“性相近、习亦相近”的论点。对69个国家与地区在2000~2003年间的对华投资分析发现,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程度与投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成负向关系(潘镇:《制度距离与外商直接投资:一项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以2000 多家在华外企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外企的母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越大,其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就越差(潘镇等:《制度距离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并不是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越高,越有利于跨国经营的利润最大化。

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较高,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和中国的“制度距离”更大,较大的制度差异将使经营者面临更为陌生的制度环境,有些制度是本国所没有的,与国内的交易有所不同,经营者只有熟悉并适应这种环境才可能在目标国成功经营(谢孟军:《目的国制度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制度距离”与对外投资的反比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美国学者发现,“制度距离”接近,“心理距离”越小,相应会减低跨国经营中那些不确定性风险引致的额外成本。

研究甚至发现,母国的制度环境相对更能容忍腐败的存在时,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也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当投资目的国也存在高腐败的环境时,所以,高腐败容忍度母国的企业更倾向于向国内腐败盛行的东道国投资。学者发现,环境不成熟的国家更能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比如泰国、越南、印度等。

企业更懂得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营,较竞争者赢得更多的机会。随着东道国与中国的差距增大时,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但是当这个差距超过一定范围后,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政府的行政效率也较高,在这些国家投资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陈丽丽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完善制度 当今中国的一大国情,就是尚处于转型期,制度不完善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最大的背景。

在对外投资上,中国企业既不完全具备微观层面上的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知识资本、生产率等优势,也不具备宏观层面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许多特质与中国比较接近、相似,这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之一。

机会绝对不会出现在抱怨与畏缩之中,而在于如何积极行动。首先,既有的投资实践证明了,中国投资在“制度质量”低的国家表现尚可。

除了国内企业适应在浑水里游泳的特点之外,不可否认,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也有效对冲、弥补、替代“制度质量”问题。有学者运用2003~2010年间中国对131 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越长、两国城市之间结为友好城市数量越多,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互访越密切,对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与中国投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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