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的六国论与澶渊之盟有何联系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宋代著明的散文家。相传“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二十七岁才发愤攻读。他应进士和茂才异等的考试都未中，促使他更加用功读书，达到通六经百书、下笔顷刻数千言的程度。宋仁宗嘉四年(1059)和儿子苏轼、苏辙从四川到汴京（今开封）。翰林学士欧阳修把他的著作二十二篇（即《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呈给仁宗皇帝看，宰相韩琦也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好，向朝廷举荐。于是仁宗就召试他于舍人院。可是他却假托有病而未去应试。仁宗因为他有才名，就授以秘书省校书郎的职务，后来又叫他参加修礼书，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之后他就去世了。苏洵著作有《嘉集》，他的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著有《东坡全集》、《东坡志林》等，苏辙（字子由）著有《栾城集》。父子三人俱以散文名世，后人合称之“三苏”。苏洵生活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北宋中期。当时北方的辽（契丹族）和西夏（藏族的一支党项族）贵族向内地扩展势力，经常向北宋发动战争。北宋统治者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内部人民的反抗，对此则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缔结“澶渊之盟”，宋向辽每年输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遣肖英、刘六符至宋，索取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及瓦桥（今河北雄县易水上）以南的十县土地，结果定盟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且称之为“纳”。至于西夏，庆历三年（1043）李元昊（西夏主）上书请和，宋答允每年给西夏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宋向他们输银与物，等于是割地献城。苏洵到汴京后，疾恶宋王朝的投降让步路线，主张对辽与夏用兵，因而就有了《六国论》的写作。本文选自《嘉集》里的《权书》。《权书》收有作者论治道、史事和历史人物的十篇文章。本篇是其中的第八篇，原题《六国》，后来的选本一般都标为《六国论》。旨在说明战国时的六国（魏、韩、赵、楚、燕、齐）灭亡的原因在于“赂秦”，指出赂敌必然资敌而弱已，定然招致灭亡。作者以此针砭当时的统治者，希望改“赂”为“战”，以免国家破亡，文章写得中心突出，论证缜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颇有说服力。苏洵写《六国论》，根据秦并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历史事实，取六国相继破灭的角度，抓住六国赂秦这个关键问题，有理有据、有条不紊地加以论述，从而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希望北宋统治者改变对外屈辱求和的政策。全文五段，先总后分，有论有证，由古及“今”，脉络分明。第一段（从开头到“故曰弊在赂秦也”）提出中心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总论点，并作为全文的总冒。开篇触题，“六国破灭”四字一下子就提到读者面前，叫人目明心惊，促人细思寻绎：六国诸侯，有五倍于秦之地，十倍于秦之众，良将如林，谋士似云，为什么竟然被偏居关外千里之秦所灭，究属何因？起笔之中就孕有悬念，为揭出中心论点预畜语势。作者点明六国破灭的原因，为读者释念，首先采取屏除他因，归于一端的办法：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排除了武器与作战两方面的原因，归结到外交政策上的“赂”。首先将“赂”与“战”对举选择，暗示了作者反“赂”主“战”的立场。为什么“赂”是主因，理由何在？作者顺承上文直说其由：“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国力损耗，武器再好，也无力拒敌；再善于打仗，也难以御敌。要使这论点站得住脚，必须经得住事实的检验。六国之中只有韩、魏、楚是真正赂秦的，其他三国却是未赂秦而亡，这岂不与论点相悖逆？作者虑及此点，便自行设疑再解疑，使读者深信不疑，“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就解除了论点与局部情况间的矛盾，使之具有概然性。作者在此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个“赂”字。赂则力亏，力亏则不能战，不能战则国家亡；赂可致自身败亡，自身败亡，则无法援助他国，失强援而致六国互丧。作者将赂秦与六国破灭的关系讲得深透内层，概及全面。作者正反结合、曲直结合、点面结合地提出论点，说明论点，强化论点，使论点坚实难动，为全文设下了有力的总纲。第二段（从“秦以攻取之外”到“此言得之”）阐述论点：以地赂秦，自取灭亡。这部分又可分两层：第一层：从“秦以攻取之外”到“固在不战矣”。以历史事实阐述“诸侯所大患”在“赂”，不在“战”。作者将“战”与“赂”对举，以“得”与“失”对比，鲜明突出地印证论点。文章将秦不战而得与战而得，和六国不战而失与战而失相比较，都是“其实百倍”，很自然地归结上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在于“不战”。第二层：从“思厥先祖父”到“此言得之”。进一步说明“不战”之患，“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此中含四层意思：一、土地得之不易，弃之甚易。祖先得尽寸之地，要“暴霜露，斩荆棘”，经过了戎马征战的艰难过程；而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如弃草芥”。所得，极言其小，仅尺寸之地，所失，则言其大，系五城十城，一是冲风冒雨而得，一为如草芥之敝而弃，对比更为强烈。二、失之极多，得之甚少。五城十城之失，换得的只是“一夕安寝”。今日失明日割，没完没了，一夕之安极为有限，得不偿失，很是明显，“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形象地写出了不当之失引起的后果。三、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失十城以兑一夕之安尚未获一夕之值。而事实上后果更坏。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是填贪囊，而是充欲壑，欲念无已，愈填愈炽。因此，奉之弥繁，侵之愈急，“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以有限之地对无厌之欲，必然导致国家破灭。四、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最后引战国时苏代对魏安厘（xī）王说的话，以形象化的比喻，说明以地事秦的恶果。综此四点，归结为“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的结论。这与上一层“固不在战矣”相应，并深进一层。本节紧扣论点予以阐述，以得失的百倍之比，起发聩震聋之用；以先祖的创业之艰，激思亲念土之情；以不得安枕之危，启仇视敌寇之心；以暴秦无厌之欲，示必为秦亡之局；引古人之语，喻不可以地事秦之理。文章将史与论、事与理、古与今、敌与我、因与果、利与害几方面通盘考虑，综合分析，写得如百川归海，众矢向的，把主“战”反“赂”的思想表现得鞭辟入里。

《六国论》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苏洵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苏洵立论的根据；二是苏洵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苏洵撰写《六国论》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