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于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500分相赠），据
亚洲金融智库2023-01-24日讯:
一一解答`` 看好咯
1.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
二战后，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经济全球化要求冲破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地域和国界障碍，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和先行步骤而逐步发展起来。自1958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来，1967年亚洲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967、1975年非洲成立东非、西非共同体；1965年大洋州成立新、澳自由贸易区；1989年美、加、墨三国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全球具有一体化性质的区域经济组织已超过40个，所包含及正在申请的国家达100 多个，其中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蓬勃兴起，方兴未艾。(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的出现，不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对区域经济发展更有着直接的意义。通过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进行更为深刻的国际分工、更为广泛的国际交换，达到在更广范围内的资源利用和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典范的欧共体(欧盟)为例：欧共体在1992年底形成统一大市场，使12个成员国GDP平均提高4.5％，创造了18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使商品价格下降6.1％，并改善了成员国内部的对内、对外经济平衡。 而新增经济福利值则更为可观，由于取消贸易壁垒所取得的获益相当于欧共体GNP的0.2％，由于取消影响生产的壁垒所取得的获益达到欧共体GNP的2.2％，由于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取得的获益达到GNP的1.6％。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成功加入WTO，为我国创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赢得了参与制定世界经济规则的权利；另一方面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重要成员，并成功举办了APEC上海会议；与俄罗斯、中亚一些独联体国家发起并成功地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并正在与东盟十国构建东盟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10+1)等。但是，在目前国内地区市场分割严重、地区间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化、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企业竞争力较弱等现实面前，我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借鉴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在国内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加强域内经济的联系和合作，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不断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异，提高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并且通过发展若干跨地区的经济实体(大企业集团)，来推动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最终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些学者把此称之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尽管这种提法可以推敲，但其本意是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具有特色的地区经济，这是应该予以认真考虑的。我们认为，加快一些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区域内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的经济区，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措施，也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
2.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江苏、浙江、上海三地共实现的生产总值约占中国全国四分之一，增速分别达到了百分之十五点四、百分之十四点一和百分之十二点六，均高于全国百分之十点九的平均水平。
但同期上海、浙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为百分之九点五和百分之十七点六，都大大低于全国百分之二十九点八的增幅，江苏省的投资增长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二点七个百分点。
有关专家指出，当前中国国内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过分倚重投资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长时间高位运行，必将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趋势性特征：
一、经济发展进入内需与外需的均衡增长阶段。今年以来，虽然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趋紧、要素资源价格过高等不利因素的冲击，长三角区域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这主要得益于内需的拉动作用增强。以上海为例，1999~2005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8.4%、44.2%和7.5%。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并在寻求内需与外需的均衡增长。第一，投资稳步增长，投资效率进一步提高。以浙江为例，1990~2005年，其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拉动经济增长提高0.25个百分点。从边际资本——产出效率来看，2000~2003年，投资效率呈现升高趋势；2001~2005年，投资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消费需求趋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991年以来，上海市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90%左右，最终消费的贡献率达到50%左右。浙江省消费需求每增加1%，经济增长0.47个百分点，年均13%的增长中大约有6个百分点归功于消费。第三，出口结构趋于优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随着我国对内对外开放度的加大，长三角地区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外需逐渐壮大，与内需均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二、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持续优化。近年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在市场需求的牵引下，长三角地区逐渐推进产业的梯度转移，努力实现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2001~2005年间，浙江省全员劳动生产效率从24666.44元/人提高到43337.28元/人，年均提高11,9%。今后一段时间，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优化，长三角地区正着手进一步推进产业的梯度转移，投资科技含量高、污染低、耗能低、效率高的行业，为此，双管齐下：第一，继续“开放门户”，向外延伸发展的触角。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竞争机制，加快优胜劣汰和资产重组的步伐。第二，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能耗、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的先进制造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
三、区域发展趋于均衡，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领先者，原因在于重视地区间资源要素的互动和产业的梯度转移。为了促进苏北地区的经济加快发展，江苏省一贯推行产业、财政、科技和劳动力的“四项转移”。同时，在国家宏观调控大背景下，苏南地区鼓励企业尽快把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产业转移到要素相对充足的苏北。五年多来，省内外共向苏北产业转移500万元以上的项目7947个，项目总投资额2431.4亿元，实际引资额982.8亿元。进入“十一五”时期，江苏省仍继续推动境内外产业和科技成果向苏北转移，加快苏北地区工业化进程。如今，苏北已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进入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同时，这种产业和资源要素的转移也为苏南企业拓展了发展的新空间。未来时期，苏北在苏南地区的产业扶植下，将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将更加协调，长三角的发展后劲也将进一步增强。
未来一个时期，长三角地区在投资、消费以及出口三大需求的共同驱动下，经济仍将平稳快速增长。预计2007年，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13%左右，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5万亿元以上，占全国的1/4左右。
只有逐步把投资比重与速度降下来，才能给结构调整预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根本好转。
据了解，今年以来，江、浙、沪三地正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重点加大对集约化、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因此大大降低了投资增幅。
而与此同时，消费和出口的增幅也在加大，数据显示，江苏、浙江、上海在今年上半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均超过了当地GDP的增速。
3.FDI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其中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利用长江三角洲各个城市的有关经济数据对长江三角洲FDI与GDP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与当地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关联度.对长三角地区更好地吸收FDI,保持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4.改革开发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再传佳音，经过一年“盘整”之后，长三角又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经济增长速度在2005年回落的基础上实现了新提升，发展呈现出经济增长加速，经济结构趋优、经济活力增强、经济质量提高的特征。
主要经济指标在高基础高增长的基础上再次突破“新关口”：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8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3500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80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6000亿元，进出口总额超过2800亿美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超过1900亿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超过9000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除投资外)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呈现回暖发展态势。初步统计，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实现生产总值1826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700多亿元，16城市GDP平均增速达到15.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8个百分点，比2005年全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比今年一季度栅陕了0.1个百分点，表明长三角地区经过2005年盘整后走出新的增长阳线。
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5719亿元，同比增长22.8%，工业产销衔接良好，上半年长三角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为97.9%，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4个百分点，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重点行业继续保持强劲增势，长三角作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优势进一步显现。
服务业增长加快，比重提升。上半年长三角地区最大的亮点无疑是第三产业的迅猛增长，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569亿元，平均增速达到14.6%，增速比今年一季度提升了1.1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1.4%，2005年提升了0.8个百分点，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长三角各地区发展的重点。
经济增长动力强劲
投资保持适度增长。近两年国家宏观调控投资的效应充分显现，长三角地区投资增长呈现持续平稳增长，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318亿元，同比增长15.9%，比去年同期回落了2.4个百分点。与全国相比，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投资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9个百分点。从房地产投资来看，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686亿元，同比增长9.1%，增幅首次出现个位数增长。反映出长三角地区房地产投资从过热走向平稳，长三角地区投资依靠房地产拉动增长的局面也得到改善。
市场消费稳中趋旺。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能力的进一步增强，消费品市场持续旺盛。上牛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46亿元，同比增长14.8%，增速比2005年提升了0.4个百分点，比今年一季度加快了0.3个百分点，汽车、住房、装修装潢等消费热点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从上半年统计数据看，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继续呈现出口增长快于进口的特点，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2846亿美元，同比增长22.9%，其中出口累计达到1605亿美元，增长27.0%，进口1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7.9%。实现贸易顺差364亿美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长三角地区进出门总额、进口总额增速首次出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现象，其中进出口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进口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但出口增速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利用外资平稳发展。上半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利用外资稳步发展，商务部确认的到位注册外资158亿美元，上半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284亿美元，长三角地区到位注册外资占全国的55%以上，反映出经过调整后的长三角仍是外资投向的重点。
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财政收入增长稳定。上半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919亿元，同比增长12.2%。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0.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4个百分点。
工业效益总体较好。上半年长三角地区15城市(缺舟山)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税总额2687亿元，增长18.8%，其中利润1611亿元，增长18.3%，增速比2005年提高了11.3个百分点，企业效益总体趋好。
居民收入增加较多。今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居民收入呈现稳步增加态势，16个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达到9202元，比去年同期增加千余元，增速均值达到13.5%，16个城市中除嘉兴、湖州外，增速都达到两位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增加的同时，支出也快速增加，，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均值达到5773元。
经济增长环境有利
市场物价走势温和。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16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均值为101.4，物价上涨1.4%，比去年同期回落了0.5个百分点，比2005年回落了0.3个百分点，物价形势趋于稳定，与全国平均水平(1.3%)基本持平。
金融信贷较快增长。6月末，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66434亿元，比年初增加6865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49828亿元，比年初增加5821亿元。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6490亿元，比年初增加2539亿元。
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房地产业调整的前提下，长三角经济反而保持了更高速的增长。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这份漂亮的成绩单背后，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逐步由投资拉动转向投资消费双轮驱动。由此也可以看出长三角经济继续在新一轮增长周期高增长的平台上快速前行。
5.长江三角洲地区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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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研究通过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间序列下的上海和周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起伏过程的分析，揭示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产业分工以及空间距离、要素流动网络和制度成本是影响要素流动并和其形成互动格局的主要解释变量。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并与之形成互动，由此认为：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更多的依靠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和民间力量，政府部门的工作则因放在弱化乃至消除各种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行政壁垒和强化区域一体化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面。
关键词：区域经济 一体化 要素流动 产业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将从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实现“强强联合”，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聚效应，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企分离，加快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是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首先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经济全局意义的问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江浙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为例，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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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整合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编号03BJL010)和浙江省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浙江与上海区域经济联系的新特点与定位研究》的资助。
一、改革开放前的长三角次区域间的经济关系
——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系
长三角次区域，我们指的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具有一体化自然倾向的区域经济关系可以上溯到上一个世纪。在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很快成为西方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从积极意义上说，上海也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以此为契机，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上海主要产业的棉纺织工业就和江苏南通、无锡地区，以及松江、太仓①等地发达的棉纺织业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特别是浙江的工商企业家，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极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发展上面，有人统计过，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②，浙江商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国时期，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牛耳的所谓江浙财团，这主要是指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其经营者主要还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浙江财团”。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同时华东局还设有计委、经委、财办、农办等机构，在当时党政一元化领导情况下，华东局和浙江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不能说，上海和浙江之间有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但是，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在上海，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
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上海和浙江产业结构的比较中获得证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产业比重为77．36％，而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3．26％，上海第一产业的比重为4．03％，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8．06％，同年中国全国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8．1％，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8．16％，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而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从当时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全国中流水平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只能用浙沪之间存在着垂直产业分工关系来说明③。
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又将其加工成为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浙江和上海这种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在当时全国各省市之间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用沪浙之间纺织品生产流通的一体化安排来给予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居民购买纺织品必须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区管辖范围内流通，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纺织品零售市场是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边界分割的，但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个浙沪的纺织品零售“自由贸易区”，或者说是浙沪纺织品零售商业的“统一市场”，这种统一市场就是当时双方产业分工关系的一个特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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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在属于上海郊县的松江、太仓等地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属于江苏。
② 上海证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③ 参见陈建军《中国高谏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除了双方互为邻域的地理条件之外，双方的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拥有较多的科技能力、资本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因而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浙江则具有较好的适应发展农耕产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漫长的海岸线，广袤、肥沃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宁(波)绍(兴)平原，被称为鱼米之乡，因而具有发展农业和水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浙沪产业分工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较优的资源配置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江浙沪垂直分工体系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同时，浙江的农业发展在全国也具有领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粮食单产(亩产)就超过了400公斤，是当时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省区。同时，中国经济和中央财政也从这种分工结构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安排，也给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较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碍了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断改善。受阻于浙沪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和江苏的工业化进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缓慢，特别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受计划价格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浙江等地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产出效益不断下降，即便农业单位产出不断增加，也难以避免“增产不增收”的结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尽管浙江的农业发展水平具全国最高水平，这可以用粮食单位产量，生猪存栏数目等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全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却只有19位，仅为上海的16．7％。江苏省高一点，也仅为上海的21．9％。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安排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制不可避免的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到了改革开放前，实际上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区的农村基层和民间也开始孕育着突破这种体制的张力。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据。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浪潮
——上海经济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和“收权”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①。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了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二省一市首脑会议和十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做庄”，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一省”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经济区，其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江三角洲10城市，扩张到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终于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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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2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年3月22日直属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成立，原电力部副部长王林担任主任。5年后，1988年6月1日国宝计委发出通知，撤销国各院上海规划办公室。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函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济区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①。在另一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浙江(当然也包括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时，冠上“上海经济区”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对在大陆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是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行政手段整合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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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当时的浙江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后任浙江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曹大立回忆，参见《钱江晚报》(2003年7月3日，第4版，长三角特别报道)。
从历史的延续看，80年代的浙江和江苏刚刚摆脱改革开放前由计划体制所规定的已经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体制，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远高于当时中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因此对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间分工体制的行为抱有警惕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区的建立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对江浙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贡献，也表明，长江三角洲内部的一体化因素是内生性的，尽管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发展区域经济，这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分工所决定的一体化的内在力量是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中，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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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从组织形式上、或者说在宏观经济层面及区域经济层面讲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对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相比而言，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上海没有形成一种主动利用上海经济区一体化的市场机制，那怕是不成熟的市场机制，因此，上海在第一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获益是有限的。可以说，整个80年代，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势力分布上，上海经济的退潮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国的GDP中的份额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东开发开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得更快，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约还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仅为全国比值的5％左右。
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20年代80年代上海经济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长三角产业垂直分工体制所带来的优势，由于除了粮食之外的农副产品价格先于工业品价格“放开”，浙江、江苏的农副产品不再以计划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工业再也不能象改革开放前那样轻易获得低价消费品工业的原材料，不仅如此，江浙两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蚕食上海工业品的传统市场，加深了上海国有工业的困境。
然而，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尽管浙江和江苏都有不俗的经济增长的表现，1978—1991年，浙江和江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但是由于上海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致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二省一市总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8．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年均13．9％，要低4．5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应对国内经济波动方面的表现也远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国经济的低潮期间，浙江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5．2％，江苏省为3．6％，而同期广东省依旧保持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竞赛的结果表明，广东省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明星。
对这种局面最有感受的应该还是上海。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总结了前10年有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突破口，浦东浦西联动，加速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得到中央决策层的肯定，进而引发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确立了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从1992年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其不仅在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开始有所改观。江苏和浙江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上海。
浦东开发向江苏和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1)加速改革的机遇，由于浦东开发开放，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卫的上海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将在浦东推行，由此带来的制度收益，无疑对周边地区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证券市场的开放，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
(2)引进外资的机遇，以浦东开放为契机，国际上掀起了上海热，由此带来了外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热潮。
如何利用浦东开放开发的机遇，上海、浙江、江苏不同部门的行为模式也有差异。
在省级政府层面上，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主要形成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长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长协调会，但是具体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如浙江)虽然也看到了浦东开发给浙江经济带来的机遇，因而提出了“接轨浦东”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则担心浦东开发会形成“黑洞”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优质资源，包括资本和人才去上海，进而对周边省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浙江和江苏一样似乎没有更具体促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举措。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在江浙两地邻近上海的市县一级的层面上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
江苏南部地区的苏锡常地区，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紧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上海经济区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联系，将原来已有的上海国有企业和苏南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通道迅速转变为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平台，引进海外资本，推动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苏沪合作模式。继承了80年代的传统，苏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观务虚、微观务实”，务虚主要是利用中央给上海的优惠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边地区设立和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等等，而不是依靠上海政府部门的政策许可或直接利用上海地方政府的资源；务实就是主动以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零距离面对进入上海、或意愿进入上海的外商展开联络工作，加快引资步伐。
这一时期，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和苏锡常地区具有同样优越地理位置的浙江的嘉兴地区成果并不是很明显。在地缘关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邻上海南翼的嘉兴地区，在经济上自主独立意识和能力相对不如上海北翼的苏州地区，或者说，当时的嘉兴地区在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去获取地方经济发展资源的主动性相对不如苏州，因此，主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也就逊色于苏南。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机遇的第三个层面是企业，浙江在这方面的收获可能更大。
比较苏南地区以当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官民同心”共同推进和上海的关系，进而转向外向发展轨道，推进本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式，浙江经济和上海的连接点往往更多地带有民间、个体(包括个人以及民间企业)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即以民间力量为主导力量的特点，而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的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进入上海发展的件数开始增多。1991年底，设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国内)外地企业有142家，其中江苏、浙江各有33和32家，几乎占外地企业总数的一半。以后，进入上海的浙江企业一直在不断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开始拥有新的资源优势，包括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优势和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上海新的资源优势是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利用上海这些新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内部反映是有温度差的。一般来说，依靠市场获取资源比例比较高的部门，历史上和上海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和部门，采取了比较主动的姿态，如江浙地区的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部门，还有，临近上海且历史上就和上海有较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获取上海浦东开发的外部经济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而依靠组织获取资源比例较高的部门，如江浙地区较高层次的地方部门，如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就常常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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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初探
摘要：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核心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该地区保持着高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速度快速发展,对全国经济起到了强有力的拉动作用。21世纪将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产业国际转移的时机,该地区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地区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外商来此投资的热潮不减,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多;但另一方面,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高,能源缺乏,交通紧张,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等问题也日益显著,影响着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入手,从协调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角度,探讨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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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三角洲发展报告2005--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
记者昨天从杭州市统计局获悉,由长三角15个城市联合统计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三季度长三角15个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指标基本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以苏州最为抢眼。
据统计，1—3季度，15城市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065亿元，占全国的20.3%；增速最高的是苏州，达到17.6%，其次是嘉兴，增长16.8%，最低的是上海(11.8%)，而全国的平均水平为8.5%。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是推动长三角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1—3季度，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幅达35.8%，居15个城市之首，其余绝大多数城市的增幅在26-29%之间，最低的扬州也达21.3%。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一步提高，上海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70.5%。
从1—3季度的数据看，各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普遍较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进一步增强。
15个城市共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7357亿元，占全国的21.4%，总量居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上海和苏州，分别达到1836.36亿元和1029.91亿元。
在对外经贸方面，各城市的出口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3季度实现出口总额989.85亿美元，占全国的32.1%，增速最高的是苏州，达67.7%，其次是上海市，增52.8%。同期，15城市实际利用外资182亿美元，占全国的45.3%，比上半年提高4.5个百分点；吸收外资总量前两位是上海和苏州，分别达51.25亿美元、45.21亿美元。
专家分析，长三角地区经济之所以能较快消除非典影响，呈现快速回升势头，主要原因有：国际经济缓慢复苏，国际贸易量增加，15城市几乎都实现了出口高速增长；国内经济趋暖，需求回升；地区对外开放已确立优势，对国际和国内投资有较大吸引力。
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其中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利用长江三角洲各个城市的有关经济数据对长江三角洲FDI与GDP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与当地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关联度。文章最后给出了几点建议,对长三角地区更好地吸收FDI,保持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沿海、沿江发达地带交汇部，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实力雄厚，其核心城市上海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口数量已接近北美、西欧、日本的世界级城市群，并有可能突破1亿。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以至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构造世界级城市群条件已基本具备。率先建设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能为探索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进行试验、积累经验，为我国城市群建设提供示范。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近1/4。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多次出现大规模工业化浪潮。首先是乡镇工业异军突起，浦东开发后外向型经济又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电子信息制造业大批转向长江三角洲，上海、苏州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处在中国东部“黄金海岸”和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对内、对外经济联系都十分便利。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因此能够成为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枢纽，从而加速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中国的经济国际化进程。
记者昨天从杭州市统计局获悉,由长三角15个城市联合统计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三季度长三角15个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指标基本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以苏州最为抢眼。
据统计，1—3季度，15城市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065亿元，占全国的20.3%；增速最高的是苏州，达到17.6%，其次是嘉兴，增长16.8%，最低的是上海(11.8%)，而全国的平均水平为8.5%。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是推动长三角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1—3季度，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幅达35.8%，居15个城市之首，其余绝大多数城市的增幅在26-29%之间，最低的扬州也达21.3%。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一步提高，上海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70.5%。
从1—3季度的数据看，各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普遍较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进一步增强。
15个城市共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7357亿元，占全国的21.4%，总量居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上海和苏州，分别达到1836.36亿元和1029.91亿元。
在对外经贸方面，各城市的出口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3季度实现出口总额989.85亿美元，占全国的32.1%，增速最高的是苏州，达67.7%，其次是上海市，增52.8%。同期，15城市实际利用外资182亿美元，占全国的45.3%，比上半年提高4.5个百分点；吸收外资总量前两位是上海和苏州，分别达51.25亿美元、45.21亿美元。
专家分析，长三角地区经济之所以能较快消除非典影响，呈现快速回升势头，主要原因有：国际经济缓慢复苏，国际贸易量增加，15城市几乎都实现了出口高速增长；国内经济趋暖，需求回升；地区对外开放已确立优势，对国际和国内投资有较大吸引力。
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其中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利用长江三角洲各个城市的有关经济数据对长江三角洲FDI与GDP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与当地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关联度。文章最后给出了几点建议,对长三角地区更好地吸收FDI,保持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沿海、沿江发达地带交汇部，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实力雄厚，其核心城市上海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口数量已接近北美、西欧、日本的世界级城市群，并有可能突破1亿。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以至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构造世界级城市群条件已基本具备。率先建设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能为探索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进行试验、积累经验，为我国城市群建设提供示范。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近1/4。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多次出现大规模工业化浪潮。首先是乡镇工业异军突起，浦东开发后外向型经济又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电子信息制造业大批转向长江三角洲，上海、苏州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处在中国东部“黄金海岸”和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对内、对外经济联系都十分便利。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因此能够成为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枢纽，从而加速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中国的经济国际化进程。
首先我要感谢西北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对我的邀请，我发言的题目是“未来我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展望”，主要从三个方面讲一下。
第一，当前我们西部开发面临着五大挑战。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至今已经有7、8个年头了，由于东北地区和老工业基地振兴，后来又中部崛起，使得中央政府对西部开发的关注度在下降。实际上东北振兴以后我注意到我们国家的投资那几年转移到了东北地区，现在又向中部地区转移，加上我国大力发展滨海新区建设等都在沿海地区，同时前几天我们又在讨论国务院关于促进长江三角区发展的主要意见，就是配合长三角规范出台的意见，而且这次意见的讨论跟前几次不一样，北京就请了三个专家，吴嘉英、我、杨海征，其他的专家都是来自于长三角地区的，据说现在国务院可能对环渤海也有一些大的举措。政府对西部发展的关注度在不断下降。
第二，我们西部开发面临着更加严格的资源跟环境保护的标准。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当初产品能生产出来、能卖得出去就可以，现在我们依据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意味着我们要更加严格的、更高的资源标准、环境保护标准，更加强调资源的节约、生态环境的保护，我们西部地区应该发展，工业化门槛在不断提高，我们产业发展的成本在不断提高，这对我们西部地区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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